关于影片：
本片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出生在萨拉热窝，今年50岁。他是塞尔维亚族人，库斯图里卡多才多艺，除了担任电视和电影导演，上世纪80年代还作为贝司手和朋友们组建了一个乐队，叫做“不吸烟”。库斯图里卡激烈地反对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内战，主张前南斯拉夫地区各族、各国和平共处。1993年，他曾向塞尔维亚激进党领袖沃伊斯拉夫·舍舍利下挑战书，要求与对方在萨拉热窝街头以手枪决斗。而他这种戏剧性的个性正适合观察前南斯拉夫地区奇特的社会。无论宗教、民族冲突还是政治问题，到了库斯图里卡手里，都会变成怪诞可笑的童话。
1981年，27岁的库斯图里卡还在服兵役时，就以《你记不记得多莉·贝尔？》获得金狮奖最佳处女作奖，他至今只拍过8部电影，几乎每一部都会获得重要奖项，《爸爸出差时》、《黑猫白猫》和《地下》尤其出名。库斯图里卡拥有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和柏林电影节银熊奖，不过，他还是最受戛纳电影节的宠爱，先后获得过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的金棕榈奖。
关于导演：
1926年，海明威坐在巴黎的咖啡馆里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讲的是一战后几个同他一样找不到出路的青年在欧巴罗大陆上自我放逐的故事。几十年后，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流亡到这里。1995年，法籍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病逝于此。多年来，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不断涌入法国，他们背井离乡的原因各不相同，相当一部分与严峻的国内政治局势有关。不过这无关紧要，巴黎这个老牌的艺术之一如继往地敞开了胸怀，接纳着他们，也同化着他们。当然也有少数人很难被同化，他们的民族性根深蒂固，且与优雅的法兰西文明反差极大，因而显得格外扎眼。这其中有一位长发蓬面的流浪汉来自硝烟弥漫的南斯拉夫，因为拍了一部电影《地下》而闻名全球。
同是来自东欧，昆德拉用知性解构文学，基耶斯洛夫斯基以哲学借电影思辨，可在这位更年轻的艺术家的世界里，你会被他近乎疯狂的精神狂欢吓一跳。人们一面称他为大师，一面暗自怀疑他是否真能算是“大师”，因为他似乎从未严肃过。在他的影片里，铺天盖地的是玩笑、戏谑、嘲弄和寻欢作乐，缺乏典型欧洲片的深沉含蓄，对白倒是毫不吝啬。观众在他那里永远得不到安静，这个名叫库斯图里卡的家伙身上仿佛充满了取之不竭的精力，用荒诞和诗意做成五颜六色的气球、彩带，装点他盛大的宴会，带着一帮有点儿神经质的斯拉夫人狂歌豪饮，所以有评论家把他称为是一位内心狂野（Wild at Heart）的艺术家。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Emir Kusturica）1954年11月24日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地萨拉热窝。你很难否认他是一位天生的导演，纵观他的成长史便可发现，他身上兼备独特的艺术禀赋和令人艳慕的上帝恩宠。从高中时代起，这个年轻人的电影就开始获奖了。在著名的布拉格表演艺术学院就读期间，他的影片《格丽妮卡》在卡罗维发利（捷克斯洛伐克城市）学生电影节上获奖，此外还导演了两部短片《真相的一面》和《秋天》。毕业后，踌躇满志的库斯图里卡回到故乡，开始了他在萨拉热窝电视台工作的生涯。但是，他当时没有想到，艺术并不能孤立地表现为艺术，它往往要身处各种浪潮、压力的漩涡之中。他的第一部作品《新娘来了》因为打破了传统的性爱禁忌而引起争议，最后被禁。幸而下一部电视电影《拳打泰坦》令他的事业柳暗花明，该片根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德里奇的小说改编，在斯洛文尼亚的国家电视节上夺得最佳导演奖。
1981年，库斯图里卡用胶片拍摄的第一部剧情长片、描写南斯拉夫青少年开始接触西方流行文化经历的《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赢得了二十七岁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奖项：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处女作金狮奖，以及一系列南斯拉夫地区的电影奖项。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拾，每一部新作均是国际电影节上的夺标热门。1985年，《爸爸出差时》一举夺得欧洲最富盛誉的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同时获得普拉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这部被称为反铁托主义的喜剧片展现了库斯图里卡丰富的电影才能，幽默、嘲讽，而又温情脉脉，使得该片在世界各国都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连一向排外的美国电影观众都对它敞开了胸怀。四年之后库斯图里卡重又杀回戛纳，他哼唱着《流浪者之歌》（又译《茨冈人时代》），摘走了最佳导演奖的桂冠，并荣获罗西里尼特别奖。《流浪者之歌》是一部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抒情诗篇，用诙谐的口吻讲述了吉普赛人辛酸的生活历程，让人在忍俊不止的同时热泪满盈。
成名后的库斯图里卡任教于萨拉热窝表演艺术学校，并受聘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导演课程。纽约的教书生活为他开始新的创作拓展了空间，而他的一个美国学生大卫·阿特金斯递交的电影剧本更成为他首部英语影片的基础。1993年，汇集了美国演员费伊·达纳苇、杰里·刘易斯，以及新星约翰尼·德普的影片《寻梦亚利桑纳》摄制完成，意料之中地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是的，对于库斯图里卡来说，在国际电影节上捧走奖杯仿佛易如反掌，若是哪一部新作没有坠上丝绸缎带，那才会令人称奇。
可以说，1995年的《地下》（又译《没有天空的都市》）使库斯图里卡的艺术事业攀上了顶峰。这部长达三个小时的宏片巨制兼具《爸爸出差时》的政治讽喻和《流浪者之歌》的荡气回肠，以一种近乎不可思议的喜剧方式描绘了南斯拉夫从1941年纳粹占领期间至1995年内战的曲折历史。凭借此片，三十九岁的导演再次登上金棕榈的宝座。
然而，与成功休戚相伴的永远是各种各样的批评，有相当一部分评论界人士对戛纳的评选结果表示强烈抗议，这很大程度上是敏感的政治原因在其中作祟。作为一位长期旅居西方的东欧艺术家，库斯图里卡的处境是颇为尴尬的，尤其是当他竟敢拍出《地下》这样公然讽刺铁托政权下所谓革命者的影片，可想而知，最犀利的批判之声立即从他的故乡萨拉热窝传来；同时，一些西方学者又把他列入米洛舍维奇的同党，谴责他“在博爱、民主和反法西斯的名义下”骗取艺术界的嘉赏。重重压力之下，灰心已极的库斯图里卡对外宣称不再拍片。不过三年之后，他还是忍不住重出江湖，推出了描写吉普赛人的最新作品《黑猫白猫》，该片使他成为1998年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得主。
库斯图里卡可称得上是个幸运儿吗？他无疑是缪斯女神的宠儿，每每举重若轻，似在玩笑间拍出的作品就遮住了多少影坛老前辈的光彩。但是，他又是一位步履沉重的流亡者，赋予他创作最深厚影响和鲜亮灵感的故国同时也是压在他身上翻身不得的一座大山。几乎有多少人激赏他，就有多少人咒骂他，而其焦点，则都源自他出身的那片土地。
1941年南斯拉夫被德国占领，1945年解放，并于11月29日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63年改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因为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亚、马其顿、黑山六个共和国组成，这个联邦国家始终被民族问题所困扰，终于在九十年代土崩瓦解。但流浪异乡的库斯图里卡从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恰恰相反，灾难深重的南斯拉夫成了他永不能舍弃的创作源泉。他嘴角总是挂着一丝嘲笑，剖析着同胞身上并存的温良与冷酷、正直与邪恶，以至于很多东欧评论家痛斥他把自己国家的人民全描绘成小偷和骗子。其实这是对库斯图里卡的一种误解，忽视了他笑闹讽刺背后所深藏的乡愁与痛惜。看过《地下》的观众一定不会忘记，快结尾处演到在德国疯人院里关了几十年的伊万跑进地下隧道，一辆经过的军车问他去哪儿，他说，“南斯拉夫。”司机大笑着回答，“地球上已经没有南斯拉夫了！”然后扬长而去，镜头里只剩下伊万瞪着一双干涩的鼓眼泡发呆。这时，我们看到的难道不正是库斯图里卡本人吗？远离故土常常使人更加了解那里，库斯图里卡这样谈到南斯拉夫，“我在这样一个国家出生，希望、欢笑和生活之乐在那里比在世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强有力——邪恶也是如此——因此你不是行恶就是受害。”
库斯图里卡继承了斯拉夫人特有的矛盾气质，毫无疑问他是狂放不羁的，但在那近乎神经质的狂野之下，更深地埋藏着一颗忧郁的灵魂。每当想起他，我总仿佛听到谁在轻轻讲述：“从前，有一个国家叫作——南斯拉夫……”
访谈录：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1955年出生于萨拉热窝。他的背景比较复杂；他的祖先是塞族，他是穆族。他曾经花了一个半小时向大导演科波拉解释自己的生活背景，但科波拉还是没有弄懂。“如果科波拉都不明白，无名小报的记者们，你们怎么会明白塞族和穆族之间的区别呢？”他曾这样对采访他的记者说。
■“我什么都没变”
记者：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你在《地下》中已经表现了这种撕裂之痛。在大约10年前拍摄了这部电影以来，有什么改变吗？
库斯图里卡：对于我来说，什么都没变。从政治角度来看，我还是那样的观点：我感兴趣的，是人性，不是意识形态。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想法很幼稚。对我而言，却是我在所做一切中寻找的第一位的东西。从电影角度来看，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就是我换了电影的类型。《没有天空的城市》可以说是拉伯雷式的，有点怪诞，带有隐喻特征。《生命是个奇迹》更加接近我本人；它是一首歌谣，通过它，我试图同时探索戏剧、诗歌和喜剧三个领域。
记者：《生命是个奇迹》讲述的是一对互相倾慕的情侣却没有权利相爱的故事。你更像是在莎士比亚这一边，因为这部片子让我们想到了《罗密欧和朱丽叶》，只是你的是喜剧版。
库斯图里卡：我的祖先是塞尔维亚人，我在波斯尼亚出生。并不是因为我们被迫产生无法消减的恨意，执意认为应该放弃所有的幽默感而选择一个和对方对立的立场。幽默，是一种武器，重要的武器。如果今天我必须重新给自己定位的话，应该是处于莎士比亚和契诃夫的双重影响之下。
■“战争无所不在”
记者：但契诃夫是镇定的，而你的电影都是骚动和咆哮的。
库斯图里卡：或许吧。但是，就像他一样，我经常回到家庭这个主题。我是凭直觉这样做的。在拍了8部电影之后，我发现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家庭，是基础，是神话性的因素。我的所有人物，大家都知道他们从那里来，知道他们的家庭。对于契诃夫来说，家庭是和其所处地点的环境景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记者：在你的电影中，这些重要吗？
库斯图里卡：很重要。景色有一种直接的影响力，这也是我第一次明确地表达我对于大自然的爱。我想要表现出来并让人感受到的是，大自然没有听到也没看到战争；它存在于人物的内心之中，如同在外部将他们围绕一样，它无所不在。
记者：这表现在你拍摄山谷、森林、颠簸不平的山间小路的方式上，甚至通过树木来表现？
库斯图里卡：这是其中一个例子。既然我的作品不是在城市背景下发生，我就想表现出大自然是怎么回应这个爱情故事的。将人物和他们的环境协调起来，这是我的大赌注。
记者：你在电影中表现的奇迹，是由爱，通过一种无法解释的方式所带来的？
库斯图里卡：这一点非常突出；这就是爱的本质和主旨；它创造了奇迹，使它发生。
记者：或许我们不相信奇迹，并把你的电影看成是一个积极的幻想。
库斯图里卡：这让人感到遗憾。在忽视幼稚纯真的时候，我们丧失了一个直接接触生命的途径。今天，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说自己消息灵通：打开电视机，就认为知道了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但是，只要再稍微考虑一下，就可以知道那里充满谎言，然后我们变得愤世嫉俗，抛弃人生的幼稚纯真，连同理想主义、乌托邦以及所有非常流行的词语一同抛弃。为了能够保持政治正确，必须跟从大多数人：那样的话，占据主导地位的并不是我们的自发性。我就选择了做相反的东西。
■“我的电影没有情感”
记者：拍电影的时候，一些自己的幻想会不会被毁灭？
库斯图里卡：并不特别多。我们可以带着理想拍电影，我们必须相信电影。所需要的只是从主导潮流中脱身而出。阿基·考里斯马基（注：Aki Kaurismaki，芬兰导演）这样做了。他的电影和我们所生活过的歇斯底里的时代完全不同。他的人道观点让人难以置信。在技术、数字堆砌的电影之外，的确存在着一个位置，给那些相信生命是个奇迹的人。
记者：你拍了一个狂热的足球赛，每个角落都有各种动物，这一情况显得特别滑稽可笑……
库斯图里卡：这是个选择。电影常常是个用来让群众震惊、感到紧张、使之害怕的手段。我曾经很喜欢老电影中的那种滑稽，它让你身处一个更为安全的状态。我想表现的，不仅仅是大自然、动物、幻想和滑稽，而是强调人类的价值。实际上，我觉得我惟一可以被批评的地方就是，我的电影中没有表现出一丝情感。
记者：但是我感到怀疑，你说的这一切可能吗？
库斯图里卡：坦白地说，不可能。我的电影的目的不在于要把你们变成消费者。我不会一个镜头接一个镜头地拍摄扮演英雄的明星。我想向你们提供一个世界性视角，我的视角。你们喜欢，或者讨厌。你们是活人：你们会有强烈的反应。（本文译自法国《世界报》访谈）
花絮：
对于这个“前南斯拉夫”导演来说，要他停止对政治的思考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虽然这位声名卓越的导演已经50岁了，但是并不妨碍他继续思考斯拉夫民族的命运——对此，只能表示由衷的敬意。是不是能够获大奖，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从库斯图里卡的经历来说，他明显具有王家卫所不具有的两样东西：一是幸运。他几乎每部电影出手都能得大奖。二是热情。假如说将王家卫的电影比成葡萄酒，那么《地下》就相当于一杯浓烈的伏特加，《地下》曾经获得过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影片将南斯拉夫从战后到解体这一段混乱的历史浓缩在一个离奇夸张的故事中，这种天赋，就算全世界也很难找出几个来。
这次他贡献的影片叫《生活是个奇迹》，讲述的是波黑战争期间的故事，影片的视角仍然放置在普通人身上：生活、种族观念、战争、爱情———很难想象这中间会发生多少曲折的故事。或许很多人习惯了《地下》，但是不要忘记库斯图里卡同样拍摄过《爸爸出差时》这样的故事，而且同样能够获奖。
可是这一次以昆汀.塔沦蒂诺牵头的评委团偏偏对美国当下干着急，于是这群反布什政策分子把大奖给了《华氏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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