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隐藏的另一半革命往事——《面纱之后》

　　不是塞尔乔·莱翁内“往事三部曲”里的那部《革命往事》，而是一个伊朗女人对于1978年伊斯兰革命的一段回忆。影片《面纱之后（英译The Hidden Half）》的导演叫做泰米妮·米兰妮，亦是一位女性。她因执导本片，被控“支援反革命团伙罪”而入狱，直至国际级名导演科波拉等人联名上书，才获释放。本片获得诸如美国政治电影协会PFS奖提名、荷兰鹿特丹国际影展入围、开罗电影节最佳影片，这种种荣誉司空见惯。但是伊朗的禁片啊，倒是能够激起我这样好事之徒的强烈兴趣。

　　在《伊朗电影观感》这篇文章中提到，“阿巴斯曾在一次访谈中以‘限制’（restriction）而不是‘压迫’（oppression）来描述伊朗电影人所处的环境”。因为毕竟当前的总统哈塔米“也希望借助电影的传播在国际上树立一个温和的伊朗形象，使近年来伊朗电影获得了更大的创作空间”。这其实与八零年代台湾地区政府欲图利用电影，以文化带动外交，拓展国际生存空间，因而大力扶植侯孝贤等人的动机如出一辙。饶是如此，《面纱之后》仍然逃脱不了在本国被禁的命运。这让我充满好奇，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1978年由霍梅尼领导的那场伊斯兰革命，对所有中国的普通人来说都太过陌生。有一位学者指出，“革命是在几乎20年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的背景下爆发的”。这真是太奇怪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革命前的伊朗，更多政教分离的倾向，比霍梅尼成为“最高领袖”后的政教高度合一的社会环境要宽松的多。我们在影片里可以看到学者、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在咖啡馆的集会。大学的墙上可以贴满革命家的肖像，有列宁、格瓦拉和其他不认识的面孔。这似乎有点像我们的“五四”时期。

　　影片开始前打出一行题记，翻译成英文是“in the name of God”,可中国（港台）这帮愚蠢的家伙却又翻成了“以上帝的名义”。类似的笑话在伊朗影片里已经看到不止一次了，拜托翻译成“真主”好不好？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了解伊斯兰教，这里面毕竟包含了浓厚的差异和巨大的鸿沟。有了一层心理预设，知道这是一种完全不同质的文化，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读解他们的电影，以及片中人物的所思所想。比如本片的主人公佛里西德·萨米尼（妮吉·卡里米主演），她的行为动机到底是什么？

　　影片的第一个镜头是佛里西德·萨米尼转身面对镜头的近景，一脸的怅然若失。然后就是左右完全对称构图的一个大全镜头，面对林荫道，自地面升起到树冠顶端，画中一个男人走向景深。镜头里强烈的情绪色彩，显然迥异于阿巴斯及其弟子们冷静的长镜头风格，而显得很欧范儿。窥一斑可见全豹，全片不以形式感见长，以对话场面为主，充满了法国式的絮絮叨叨，时有隽永的警语从剧中人物嘴里冒出。关注的对象也不是普通的劳动群众，而是包括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学生的精英阶层。

　　我一向很喜欢伊朗电影，喜欢阿巴斯等人的镜头里那辽远空阔、夹杂着大色块的土黄和墨绿的中亚风光，喜欢那些朴实憨厚的农民，披着头巾的女人和叽叽喳喳说话、忽闪着大眼睛的穷孩子。每当观看他们的电影，我的皮肤甚至能够感受到那种温带大陆性气候特有的干燥。而在泰米妮·米兰妮这里，我读到了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影片的男主人公卢兹本·加维德出身贵族，青年时代参加过共产党。他和女主人公佛里西德·萨米妮在咖啡馆里还一句话没说呢，就互相一见钟情。这正是典型知识分子的“革命加爱情”的情结。

　　影片以回溯的方式开始：政府高级法官莫塔哈姆要去调查一个女囚的案件。他的妻子佛里西德·萨米妮不小心打翻了桌上的水杯，在擦拭文件的水迹时，无意中看到了那个面临死刑的女囚的申诉书。她忽然忧心忡忡，希望丈夫能够慎重对待此案。而莫塔哈姆对她说：“你以自己来衡量别人，不是所有女人都和你一样好和纯洁”。莫塔哈姆住到旅馆，打开行李箱发现了一个笔记本，那是妻子写给他的自白书，里面记述了佛里西德·萨米妮二十年前青年时代的经历，那时她还是一个十九岁的大学生。

　　于是影片将观众拉回了动荡而充满活力的1978年，佛里西德·萨米妮投身一个政治组织，和几个女生一道在街头偷偷散发传单。她们时常遭到流氓们的滋扰，流氓们的头儿居然也是个女人，虽然她很蠢笨。在中国的电影里看惯了革命的血雨腥风，眼前的危险，在我眼里实在是小儿科。我试图为自己的观念找到佐证，查阅到事实上的伊斯兰革命，的确是兵不血刃就推翻了国王巴列维。这使得后来警察搜查到佛里西德·萨米妮的住所时，都丝毫激不起我的紧张情绪，因为这似乎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不过后来发现我错了，因为佛里西德·萨米妮的同伴命运都很悲惨，一个被处死，一个长年服刑，一个流亡德国。只有她自己幸运的逃出生天，甚至获得了幸福。而她同伴的下场都是通过她自己的画外音，简单的一笔带过。为何导演泰米妮·米兰妮要做这样的隐忍处理，我以为有两点原因：一则做了保留，不敢原封不动的复现历史；二则鲜血就是这样在暗地里流的。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佛里西德·萨米妮在嫁作高官妇，成为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以后，还要用自白书的方式力荐丈夫，这未尝不是她对革命同伴的一种忏悔。

　　影片深具皮里阳秋的笔法，最令我狐疑的就是，为什么革命成功以后，佛里西德·萨米妮仍然不能进大学读书，她的同伴仍然要被处死、被关押，被流放。我想这就是导演泰米妮·米兰妮被捕的真正原因，我无意讨论政治和宗教问题，毕竟泰米妮·米兰妮还是从一个女性的视角出发，关心女性命运的艺术家。套用刘晓庆的一句大话，我可以替导演总结一下本片主题：在一个宗教社会里，做女人难，做革命的女人更难，做“革命加爱情”的女人就是难上加难，呵呵。

　　终于接近影片的核心了，那就是佛里西德·萨米妮和卢兹本·加维德的爱情。当卢兹本·加维德计划带着佛里西德·萨米妮出走伦敦时，一个女人出现了，她竟然是这男人的妻子。她告诉佛里西德·萨米妮，卢兹本·加维德爱上她，是因为她酷似他青年时代的恋人玛莫尼尔。佛里西德·萨米妮不能忍受卢兹本·加维德的欺骗，怀着爱恋和痛苦的交织离开了他。直到二十年后，在一个青年时代革命伙伴的父亲的葬礼上，两个人又不期而遇。卢兹本·加维德问出了当年没有来得及提的问题：为什么离开他。

　　当他明白了一切以后，说出了一串意味深长的话：“但亲爱的女士，你判决得太快，你不是个好法官。你只听原告的，被告从来没有机会为他自己辩护。你说的并不是整个事实，但我们现在不能做任何事了。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再见。”有情人终究不能聚首，这在每个世俗国家里都是老掉牙的主题，但在这个什叶派穆斯林当政的国家，却有着出人意料的震撼力，或曰，煽动力，这恰恰是文化比政治更有力量，因而也更富生机的所在。此时，恰恰是片头那个林荫道的场景，可以回忆起那个走向远方的男人正是卢兹本·加维德。

　　此时首尾呼应，佛里西德·萨米妮的故事是可以结束了。然而不要忘记，影片是用莫塔哈姆读妻子的自白书来贯串的，还有那个导出整个故事起因的女囚呢。影片结束于监狱，莫塔哈姆会见那个上书总统的女囚，尝试用坦诚的态度去倾听她。女囚从头到脚都笼罩在阴影里，她的面部也一片漆黑。当她开始倾诉时，根本分辨不出女囚的声音和佛里西德·萨米妮的声音有何不同。我怀疑她的扮演者就是同一个演员，这样的象征意义就昭然若揭了。因为她们的命运就是千千万万伊朗女性的命运，哈哈，象喊口号，不过说出来的确够劲！

　　影片里有一个戏份很少，但让我饶有兴味的男子叫做拉斯迪格，他开始在大学工作，任务就是监视异类份子。他偷偷给佛里西德·萨米妮拍照，革命后又阻挠佛里西德·萨米妮返校复读。然而二十年后，当他成为莫塔哈姆的下属，碰上了上司的妻子竟然是过去的异类份子。他竟然主动走上前表示，大家都变了，他也不再是过去的他了，毕竟二十年过去了。可见人类一些基本的善性还是共存的，完全可以超越宗教极端主义，无论他是塔利班、基地组织，还是“邪恶轴心”。影片在女囚的倾诉声中结束，这给所有人类留下了希望。

　　这是一部女人的心灵史。佛里西德·萨米妮不是她丈夫眼中那个单纯的贤妻良母，她把青春的理想和冲动深埋心底，直到有一天，为了拯救一个濒临死亡的女囚，而勇于自我解剖。卢兹本·加维德曾经告诉年轻的她：“你一定要写你想写的东西，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可以听你组织的一切嘱咐，做他们吩咐你做的事，除了你的眼睛。不论你做什么，都要先睁大眼睛看清楚。”怀疑主义，是理性的源泉。这足以让每一个人思考，无论他是女人，还是男人；无论他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也包括我们这些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