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马尔科维奇的多重生活

约翰·马尔科维奇的多重生活 

　　毫无疑问，演而优则导是好莱坞一条不成文的规律。作为一名出色的演员，约翰·马尔科维奇在《云端之外》、《遮蔽的天空》、《空中监狱》等数十部影片中塑造了众多神采各异的角色。如今，这位已届知天命之年的演员从台前步入幕后，成为了一名导演。

　　首次执导影片的约翰·马尔科维奇

　　上周末，马尔科维奇执导的首部影片《楼上的舞者》开始在纽约及美国其它大城市上映。事实上，人们期待这部影片已经很久了。然而观众不禁要问，一部曾经作为威尼斯电影节闭幕影片的作品，却要周游大半个欧洲后才回到美国本土放映，究竟是因为院线对它不抱希望，还是因为导演对自己国家的观众没有信心呢？也许约翰·马尔科维奇自己已经给出了答案。

　　“我是个不错的花匠”

　　这是一个发生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某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故事。当地一批武装分子妄图推翻政府，它们频频制造恐怖袭击事件，令整个国家都陷入了动荡和不安。为了肃清这支武装，由贾维尔·巴尔登扮演的警官里加斯，不惜放弃了自己原来的生活，历经１２年的时间追捕这支武装部队的首领。在这期间，他偶然遇上了美丽的芭蕾舞教师约兰达，她那平静优雅的外表似乎与战乱、血腥和暴力完全不沾边，但实际上，这一切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对于一个完美主义者来说，作导演应该是最理想不过的工作。约翰·马尔科维奇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楼上的舞者》是他执导的处女作，电影拍摄期间，马尔科维奇的导演才华逐渐显露出来。他像对待任何事情一样专注地坐在监视器的后面，也时常为演员说戏。纵观当今的美国影坛，敢于直接表现政治问题的影片并不多见，而涉及外国政治事件的就更少了。而与其他初执导筒的演员往往慎重地选择小题材相比，马尔科维奇一上来就野心尽现。在他的处理下，影片没有多少硬伤，而且气氛的营造和细节的刻画也足以吸引观众，再加上主人公扮演者贾维尔·巴尔登的加盟，影片出现了很多亮点。

　　“９·１１”事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楼上的舞者》，这部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电影颇受瞩目，并且远渡欧洲参加顶级影展。后来，在２０世纪福克斯公司投入２５０万美元的宣传费后，这部影片得以在美国上映。但是，马尔科维奇极力宣称他并不乐于参与政治事件（事实上，３０多年里他从未参与过美国或其他国家大选的投票），他说这只是一部很普通的电影，只是在影片的发生地，善恶的标准已经模糊了。

    撇开政治观点不谈，马尔科维奇相信一个人的处世原则决定了他对生活所作出的选择。对他本人来讲，抉择就是声明。他说，他在法国过得很好，唯一的教训就是他再也不会回到洛杉矶居住了，因为那里的人似乎对他并不认可。如今，马尔科维奇住在法国南部的一座小城里，他还有举家迁移到中国的念头，“我是个不错的花匠”，马尔科维奇笑着说。

　　“我只是一个演员”

    马尔科维奇生长在煤矿业发达的美国小镇本顿，在家里五个孩子中排行第二。他的家族在当地很有名，不仅旗下经营着一份报纸，而且他的父亲还是一本环境杂志的主编，同时也是个坚定的环保主义者。有人将这个家族称作是“小镇上绝无仅有的一个”，似乎在他们看来，约翰·马尔科维奇注定是要在这个家族里诞生的。

    “小时候，我没有被母亲宠坏，”马尔科维奇回忆道，“直至现在，我仍然不忘提醒她、也提醒自己，我只是一个演员。”他说，“我在美国长大的经历让我明白了艺术不仅仅只是一个投资机会。现在，我的家族所有事业都由哥哥经营，你不可能从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上找到任何唯利是图的东西。这是我的家族传统。要在以前，如果你在我父亲面前谈论金钱，他一定会打得你满地找牙。他对我们兄弟有明确的要求，那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在自己从事的领域里出人头地，而且短期内不能以金钱为目标。”但令马尔科维奇不满意的是，好莱坞的美国化生活让他无法维持这一传统，于是他决定远离世俗困扰，举家去了法国。

    ７０年代的时候，有一种说法传到了约翰·马尔科维奇的耳朵里，说“戏剧系的男生可以让女孩为之发狂”。只为“发狂”二字，马尔科维奇考入了伊利诺伊大学戏剧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马尔科维奇没有成为一个花花公子，他对所谓“发狂”有不同常人的理解。他的大学室友史密斯回忆说：“我看得出，马尔科维奇来到戏剧系可不是为了交女朋友，他是真心想以表演为业的人。在他的身上有一种刚柔并济的个性，当其他人追求一致的时候，马尔科维奇总是会特立独行、与众不同。”

　　“每隔几年我就会‘蜕一层皮’”

    １９７６年，马尔科维奇毕业后就加入了Ｓｔｅｐｐｅｎｗｏｌｆ剧团，从此就被戏剧的魔力深深地吸引了。时好时坏的剧团生活大约持续了６年，１９８２年的一天，马尔科维奇与Ｓｔｅｐｐｅｎｗｏｌｆ 剧团带着新作《真实的西部》来到纽约，这一次演出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来到纽约之前，马尔科维奇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他甚至只带了三天的衣服，内心忐忑地期待着灾难的发生。然而，马尔科维奇在舞台上狂放、野性、极具爆发力的表演为他赢得了许多掌声。首场演出结束后，马尔科维奇被纽约评论界誉为可与马龙·白兰度齐名的当代舞台剧明星，《真实的西部》也成为百老汇中可与《欲望号街车》媲美的经典。那一晚，是约翰·马尔科维奇演艺事业的重要转折点。随之而来的是Ｓｔｅｐｐｅｎｗｏｌｆ剧团要面临分裂的危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马尔科维奇有了单飞的意思，而且其他团员也越来越看不惯他的作派了。“有时剧团就像一个家庭，每个人的成功都应该属于全体成员，”马尔科维奇耸耸肩说，“的确，每当有人准备单飞时，自然而然地就会有人产生仇恨和嫉妒，这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当然，无论一个人的心气有多高，最初的成功留下的烙印永远都不会被时间磨灭。如今，马尔科维奇有机会就抽空回去，客串一些小角色。他把他今天的成功归为“运气的原因”，只是自己的运气比别人好一点而已。“每隔几年我就会‘蜕一层皮’，彻底改变自己，就像《真实的西部》和《危险关系》那样，现在《楼上的舞者》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人总是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所作之事中，那么他的头脑就会永远保持健康和清醒。现在，每当我回头审视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时，总是觉得有些很可笑，有些又令人生厌，这不足为奇。”

　　“我不想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

    １９９９年，导演斯派克·琼斯邀请马尔科维奇参与电影《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马尔科维奇要在片中扮演他自己。一开始，斯派克·琼斯完全没有信心，他甚至十分确信马尔科维奇会严辞拒绝。不久后二人相约巴黎，那时马尔科维奇已经在法国住了一段时日了。斯派克·琼斯说：“当我遇到他的时候，马尔科维奇的大脑还沉浸在巴黎的地下艺术中没有出来，但是我看得出，他对这部电影充满好奇。在我给他讲述了一遍剧情后，他就立即决定加入剧组了。我知道，一旦他说是，他就一定会全身心地投入。事实也证明的确如此。”

　　对于那部令他出名的电影，马尔科维奇自己却说：“其实我不想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我担心人们会说我在利用这部电影挽救下滑的事业。但问题是，我从来不觉得我的事业正在下滑。”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不喜欢新闻界：“我从来不看报纸上、电视上关于我自己的新闻。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同这个男人生活了将近５０年，为什么还要让别人告诉我有关他的事情？”

　　有一部分人记住了约翰·马尔科维奇是因为他在《空中监狱》中扮演了恶棍赛勒斯。马尔科维奇自己也承认，出演《空中监狱》是为了钱。但是在某种程度上，那是一次有意思的经历。由于《空中监狱》的成功，马尔科维奇在好莱坞的形象也被定为高智商罪犯的典型，但是他对这个结论并不满意，尽管那是一部有着２．２亿美元纯收入的成功商业片。马尔科维奇的内心开始督促他向欧洲电影转型。１９９０年，《遮蔽的天空》让马尔科维奇体会到了双重生活的含义。
　　　
　　一方面，这部由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执导的文艺片让他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另一方面，同样是因为文艺片，它所吸引到的观众寥寥无几。从那以后，马尔科维奇就变得很低调，极少扮演主角，并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部美国电影中，直到加入《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剧组扮演自己。

　　“观众可能会受到误导”

     遗憾的是，马尔科维奇引以为傲的欧洲精神与文艺片，却很少能够在美国发行，即使是如今这部入选威尼斯电影节的《楼上的舞者》，也是一份迟到的答卷。

    “９·１１”事件之后的第二个星期，马尔科维奇离开法国的家回到了美国。“我那时想拍一部电影，名叫《楼上的舞者》，一部讲述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的电影，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人们会怎样看它。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在这一部影片里想要说的东西太多了，观众可能会受到误导，丧失看下去的耐心。但是，也一定会有人觉得有趣，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事实上，马尔科维奇根本就对主流电影毫无兴趣，他更关心生活中的支端末节和一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事，将这些付诸胶片的结果往往就不会以票房为根本目的了。

    法国的生活很适合马尔科维奇，从家具设计到服装再到电影，他甚至不想工作，宁愿做一名纯粹的剧本写手然后做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举例而言，他就很乐于为要好的朋友设计时装，《楼上的舞者》的主演贾维尔·巴尔登有幸享受过此等待遇，他不无骄傲地回忆说：“拍戏期间，马尔科维奇要走了我所有的尺码，没过多久，一身漂亮的西装和衬衫就设计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