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保平
我们没有见过真正的贵族,这些豪华绰约的身影只在历史的深处晃动,宛若发黄的布满了道道划痕的早期无声影片。所谓贵族,不是白领的服饰,不是高档手表或带有品牌的袜子,甚至不是流畅的英语,它是与生俱来的某种气质,是内在的优雅和灵魂散发的清香,它要经过很长时间的酿造,像接力一样——完成一个高贵的举止——需要几代人的传承。今天,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表述:历经三代,方能培养一个贵族。
《音乐室》通过一个世袭的贵族和一个白手起家的资产者的较量,反映了印度20世纪中叶社会转型期,土地和贵族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新生的资产者取而代之的命运。
贵族雷艾是一个有着疯狂音乐嗜好的庄园主,定期邀请民间艺人到他的音乐室举办音乐会,这是一个人身份实力的展示。高利贷者的儿子、商人马幸多次邀请雷艾到新房做客,都被雷艾回绝。这时,雷艾的家境已经出现败落的迹象,为了给儿子举办入会仪式,他把妻子的珠宝抵押了出去。妻子劝阻雷艾关闭音乐室,但他认为这会关系到自己的声誉,仍固执地陶醉于音乐集会当中。妻子带着儿子回娘家,在返回的路上遭遇不测,被洪水冲走。雷艾陷入极度的悲痛,发誓再也不听音乐,也不走下楼去。4年过去了,雷艾苍老了许多。春风得意的马幸邀请雷艾出席自家音乐室的落成,被雷艾又一次拒绝。雷艾忽生一念,吩咐管家和仆人,重新开放音乐室,重金邀请艺人进行表演。音乐会大获成功,雷艾在精神上打败了马幸,心理上得到极大的满足。第二天一早,雷艾兴致大发,在驰骋中落马身亡。
整个故事情节集中,线索单纯。围绕着音乐室,展开贵族的内心与环境之间的对抗。
影片开始,镜头从雷艾忧郁的脸部特写拉开,仆人端来烧好的水烟袋,雷艾问:现在是几月份了?这是一个悬念,显然,这个男人过着与时隔绝的日子。雷艾的回忆交代出人物心理的障碍,然后影片又回到现实叙述。这个插叙段落,避免了琐碎,强化了冲突,将观众的情绪集中在最后的动作点上,显示出结构的高度严谨。
在雷伊导演的电影中,《音乐室》最具古典主义的品格,在人物关系、人物情绪、情节设计、道具、音乐、场景等方面,格外强调冲突和对称结构。
在人物关系上,影片强化人物之间的冲突和对比。在人物社会关系上,贵族雷艾和暴发户马幸各自代表着两个阶级,一个是过去时的没落经典,一个是现在时的资本骄子,他们在同一时空里不可避免地构成了一种对峙关系。可贵的是,影片没有停留在一般性的平面对峙刻画上,雷艾从高傲到自尊,马幸从谄媚到狂妄,经过了一个曲线式的发展过程。影片在形象构成上,十分鲜明,导演设计了两列反差组合,雷艾的自尊矜持与马幸的狂妄轻佻,管家的冷静倔强与仆人的热情单纯,分别构成了两极式的中心人物组合和次要人物组合。
人物情绪富于变化:三次音乐会,雷艾三种不同的心态,第一次养尊处优,他表现得怡然自如;第二次妻儿未归,他表现得烦躁不安;第三次由于找回自尊,他表现得激情昂然,富于挑战性;马幸两次出席邀请,前后状态判若两人,第一次听音乐,如坐针毡;第二次听音乐,飞扬跋扈,分外嚣张。
三次音乐会构成了影片基本的情节设置,影片完全按照起承转合的传统戏剧形式推进,第一次音乐会是铺垫,交代了贵族雷艾的嗜好;第二次音乐会是转折,雷艾因为人生的变故抛弃了嗜好;第三次音乐会是升华,雷艾为了生命的尊严重新恢复了嗜好。贵族雷艾三次拒绝对高利贷者的儿子马幸的邀请,第一次是真正的居高临下的拒绝,第二次是故作姿态的矜持,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第三次是激发了贵族最后的雄心,三个回合的设计,表达了导演雷伊对古典戏剧结构美学经典的认同和敬意。
吊灯在影片中既是一个与主题对应的道具,又是贵族生活奢华而脆弱的象征。影片第一个镜头就对准一盏豪华璀璨的吊灯,镜头由远及近的运动,显现出一种不安和动荡。除了开头结尾,吊灯先后出现了5次,每一次都隐含着不同的语义。第一次,雷艾举办音乐会,画面从室外美丽绽放的烟花切到室内的明亮的吊灯,然后拉开,摇向坐在地毯上欣赏歌舞的客人,整体氛围和谐,有力地烘托了欢快喜庆的气氛;第二次,举办音乐会,外面雷电交加,雷艾担心着妻儿的行程安全,这时,摄影机通过雷艾杯中的倒影,折射出晃动的吊灯,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雷艾的心头;第三次,雷艾决定重开音乐室,一群蝙蝠被人惊扰飞向室外,雷艾用拐杖挑取吊灯上结下了蛛网;第四次,音乐室迎来客人,吊灯重放光明;第五次,人去室空,雷艾恐惧地发现吊灯里的蜡烛逐渐燃尽。吊灯是黑夜里一颗贵族的心脏,在世态的炎凉中沉浮挣扎。
镜子是贵族生活的折射。镜子、水面给摄影提供了变化的空间,导演雷伊自觉利用影像变幻的优势,为音乐室的场景设计,添置了一面墙壁镜,在表现音乐室场面时,从容调度摄影角度,扩大了影像的视觉空间。雷艾前后两次出现在镜子前面,体验了不同的人生况味,头一次,他坐在桌前,踌躇满志接待点头哈腰的马幸;后一次,在擦拭音乐室镜子上的浮尘时,他突然发现了自己衰老的面容。
影片的音乐富于起伏变化:欢快、悲伤、激越,三个情绪段落定位准确,由于出色的音乐语言运用,该片1959年获得了莫斯科电影节最佳音乐银牌奖。
雷伊是一个兼收并蓄的电影大师,既尊重传统,又开辟新的美学道路。大量采用移动长镜头摄影,一向是导演雷伊的偏爱,这也是他对现代电影叙事的贡献。从执导第一部影片《道路之歌》开始,雷伊就对运动的长镜头产生了特殊的依赖。雷伊常常在一个长镜头里,完成对景别和视角的调整。拍摄第一次音乐会时,在一个180度的移动的长镜头里,容纳了从吊灯、镜子、舞者、乐师,到席地而坐的客人、摇扇子的侍者整个场景的信息;雷艾看到大象孤零零站在旷野上,格外兴奋,这时,一辆汽车入画,镜头跟随汽车摇向远处的大象,再摇回到雷艾的身上,动物与机械在速度上的对比,在一个镜头里揭示了出来;当短暂的辉煌过后,雷艾陷入了极大的空虚,这时,镜头在横向移动中,逐渐拉成俯拍的视角,人物处在画面的右下角,在吊灯的下面,显得十分渺小压抑。
雷伊善于把握镜头叙述的节奏,第三次音乐会是整个影片的高潮段落和情绪的制高点,在此之前,导演做了大量的细节铺垫:仆人兴冲冲地擦拭着灯具,摆弄着蜡烛和瓶酒,欢快的音乐响起,主人雷艾在楼上兴奋地踱步,音乐室里灯火通明,仆人按照过去的规矩,往客人身上撒香水,弄得这些新派的客人直躲。主人雷艾着一身白色服饰上场,演出开始,镜头叙述也进入了紧张时刻:第一个镜头起点就很激昂,从乐师击鼓的动作猛地拉开,一下移到美丽的舞者脚上——从一个动作点迅速甩到下一个动作点。然后是一个平视的全景,舞者跳入表演区,接着是一个持续的长镜头,常规的中景视角,使镜头的视角与观众的视角合二为一,观众通过画框直接观赏舞蹈——一种脱离了故事情境状态的零接触。导演这一处理充满了智慧,没有比让观众直接参与,更能准确地体会影片人物的心境了,观众被感染的同时,也实现了导演的叙述策略:观众体验了人物的感受。观众的情绪随着舞蹈的激越动作上升,这时,导演插入了在场人物的反应镜头:马幸谄媚地试图与雷艾交流,雷艾控制着内心的得意,保持着独立和自尊;仆人兴奋地鼓掌跳跃,管家一脸肃穆地走开。接下来是一组密集的蒙太奇快速切换:舞者、马幸、舞者、手鼓、舞者的脚部特写、马幸的特写、舞者的脚部特写、主人雷艾的特写、舞者的脚部特写、主人雷艾的特写。马幸、主人、舞者、主人、舞者、马幸、手鼓、主人。音乐急骤,全场情绪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舞者脚部,这是舞蹈的高潮,高潮过后人们需要醒来,回到正常的视角,镜头开始调整景别:中景,全景,舞蹈动作停止,掌声大作。这时,影片的高潮才戏剧般地登场——镜头切换:马幸从腰后掏出一把铜板,手杖头勾住马幸的手腕,马幸疑惑的面孔,雷艾用冷峻的目光逼视着马幸,突然,响起了咚咚的鼓声音乐,宛如两支大军对垒。主人雷艾将一袋金币赏给年轻的舞者,马幸沮丧地将铜板撒在地上。这是一个胜者和一个败者的写照,雷艾在困境中凛然崛起,彰显出贵族大家的气魄,他必须永远对世界说:任何时候,我都是一个王者。
灯火阑珊之际,贵族雷艾喝得酩酊大醉:“他输了,他不能那样做,那个高利贷者的儿子想出风头,如此傲慢自大,他想得到一切,徒劳无功。”雷艾告诉仆人:“知道他为什么失败吗?是血,血在血脉里!”
雷艾喊出了这部电影的主题:高贵的血统是打不败的。
但是,导演雷伊没有让他心仪的人物占有绝对的优势,在雷艾的身上混合了悲壮、滑稽和尴尬:马幸来访,无所事事的雷艾迅速架上眼镜,装作读报的样子;用最后一笔钱给大象重新装饰一番到镇上亮相,听到悦耳的铃声,雷艾露出了欣慰微笑;雷艾向祖先的画像敬酒,当轮到敬自己的画像时,发现一个蜘蛛正在自己腿上爬动,这些细节带出了导演雷伊的调侃和忧伤——这是一个自欺的角色和背时的英雄。
在雷艾形象的塑造上,反映了导演雷伊复杂情绪,作为一个尊贵的艺术家,他坚定地站在精神的王者一边,哪怕这个王者是以毁灭或现实中残败的方式出现;但作为一个富于前瞻性的历史预见者,当物质主义现实来临的时候,无论他对接受这个现实多么地不情愿,甚至为这个现实附着了一些丑行,但他必须承认一个贵族的时代完结了,他们是一些好人,他们崇尚精神的生活,但他们得死去,活着也是死去。雷伊为贵族时代设计了一个必然的结局:让贵族骑着他的老马,在堂吉珂德式的妄想中消失。
1982年,印度电影大师雷伊在接受英国《音响与画面》杂志采访时说:“西方评论家常常用‘古典’‘人道主义’形容我的影片,在赞赏之余,进一步暗示我的影片缺乏新意。假如‘古典’是指有头有尾按部就班展开情节、牢牢地掌握感情起伏的分寸、防止偏离主题的倾向的话,那么,我非常愿意接受这个赞语,这些特点不仅反映了我的气质,它们也符合我要和观众交流的需要,因为我的全部影片都是为我的孟加拉观众拍摄的。”
雷伊深爱着孟加拉这块土地,为它倾注了全部的情感,爱与恨,忧与伤。
加格利是一个平民聚集区,那里没有花园、喷泉、寺庙和音乐室。但加格利的房子里总有新的消息传来。加格利是一个世俗的乐园,一个粗蛮、快活、野性的新世界。这个新世界让一个叫雷艾的旧人物辗转不宁,感受着被遗弃的痛苦。
作者简介:李保平,辽宁省作协特邀评论家,《伊朗电影:禁忌中的天堂》曾获第三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出版文艺评论集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