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和历史的双重维度——电影《小偷》

　　又见到这一片覆盖着冰雪的俄罗斯原野，在这样的冰天雪地里面所发生的一切都有着彻骨的寒冷，呼吸也被冻结，心脏紧紧的蜷缩着，一种疼痛的感觉弥漫在身体里。这一次的雪原没有《两个人的火车站》结尾处回响着的手风琴声，而是狼犬的狂吠。不是听到琴声面露微笑地说道：“他们回来了。”的那个监狱长官，而是一个追逐着囚车，声嘶力竭地高喊：“爸爸，不要丢下我们。”的年幼的孩子。

　　俄罗斯电影《小偷》讲述战后的苏联，遗腹子桑亚和母亲卡嘉旅行途中邂逅英俊潇洒的军官托杨，卡嘉为其翩翩风度所倾倒，随即在途中的某个城市下车与之开始了自己期待中的新生活，没有料到这个受到左邻右舍欢迎的军官，竟然是个窃贼，骗取了邻居的信任之后，大肆行窃，席卷一空之后，再到另外一个城市故伎重施。卡嘉对于托杨的恶习心存厌恶，一再规劝，甚至萌生去意，但无奈自己孤儿寡母，无依无靠，虽然托杨不思悔改，态度粗暴，还拳脚相加，但是他的阳刚之气和他所提供的庇护又让卡嘉犹豫不决。桑亚总是幻想自己的父亲突然出现，托杨所灌输的人生哲学和暴力观点让弱小的桑亚折服，托杨的男子气概更让桑亚崇拜，内心中不觉把托杨当成自己的父亲来看待，就在卡嘉终于无法忍受这种生活带来的压力决心离开时，托杨锒铛入狱，于是出现了雪原上，桑亚追逐囚车的一幕，从此之后，父亲的幻影再没有出现过，桑亚认定托杨就是自己的父亲。母亲卡嘉终因流产导致的腹膜炎死亡，桑亚被送进孤儿院，他一直期待会有和托杨团圆的一天，六年以后当他循着熟悉的歌声找到已经苍老许多的托杨时，他们母子在托杨的记忆中已经所剩无几，托杨对于从前的事情轻描淡写，甚至在提到卡嘉时，跟旁边的人说自己在火车上曾经搞过一个叫卡嘉的。这次托杨期待已久的重逢让他的世界在一瞬间崩塌，如同小时候一样，再一次失禁。就在托杨又一次洗劫得手，扒火车准备奔向下一个目标时，桑亚用自己珍藏了多年的托杨留给自己的手枪，从背后一枪把托杨撂倒在列车的车厢中，徐徐启动的列车，载着托杨的尸体和桑亚扔掉的手枪奔向未知的远方。桑亚从对于父亲的迷恋中清醒过来，以子弹惩罚了托杨的背叛之后，痛苦的埋葬了这一段感情，再不是那个呼天抢地地跟在囚车后面奔跑的孩子。孤零零一个人的桑亚虽然无依无靠的面对着这个世界，但是已经长大了很多。

　　这个关于童年、成长、弑父的故事所发生的时代在斯大林统治的末期，而桑亚开枪打死托杨的时候，已经是赫鲁晓夫掌权的时代。这种时间上的重叠和故事所具有的所指，难免给人联想的空间。偷窃在苏联时期是司空见惯的社会痼疾，他们对于私有财产的扫荡，暗中受到怂恿。《古拉格群岛》对此有详细地描述。小偷是所谓的“社会亲近分子”不是斯大林要打击的异己分子，他们受到的惩罚总是很轻，而且在监狱中还被有意识地用来摧残政治犯。这部电影选择一个惯偷作为故事的主要人物，对照当时的社会背景不免又多了一层含义。

　　对于窃贼的赞颂在俄罗斯由来已久，从普希金到高尔基都欣赏他们身上的放浪不羁的反叛精神，斯大林在早期也曾经参与过为筹集革命经费而进行的抢劫。托杨这个红军军官，谈吐不俗，气宇轩昂，而且又拉得一手很好的手风琴，集这么多种优点于一身偏偏声称自己就是喜欢这种窃贼的生活。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生活沉闷无聊，在这种缺乏活力，刻板的生活压迫下，就有托杨这样的人铤而走险。托杨的阳刚之气和胆大妄为，殊非常人可比。但是又具有种种无赖的特点。所有在当时倍受肯定的价值在他的眼里都一文不值，苏维埃人也好，斯大林也好都是他用来行骗的幌子，他以自己的方式和社会对抗，唾弃这种时代的价值，颠覆维系这种制度的秩序。以一个普通人所具有的直觉来洞穿当时社会生活所具有的欺骗性和虚妄，他不是一个有意识的反抗者，而是充当一个不事劳动，东游西荡的流氓无产者，以自己对于社会秩序的蔑视和侵蚀来瓦解这种社会制度。

　　苏联官方钦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等同于神权社会中的宗教，斯大林的个人形象对于苏联的社会制度具有图腾一般的意义。弗洛伊德认为，在宗教中，人与神的关系，本质上是儿子与父亲的关系，是儿子与父亲关系的一个象征性的、改装了的体现。神是父亲高大的形象，是父亲的楷模转化而来的形象，是任何一个人在儿童时期甚至在整个人生的软弱时期都要依靠的那个形象。斯大林对于苏联社会来说就是神，正如苏联的宣传机器一贯鼓吹的那样：斯大林是各族人民的父亲。托杨的行径固然是对苏联社会制度的一种反动，同时他和桑亚之间的关系又明显的是苏联这一段历史的隐喻。

　　儿子对父亲怀着俄狄普斯情结──儿子的仇父恋母情结，这在桑亚最初对于托杨的排斥和反抗中不难看到弗洛伊德所说的“敌意冲动”。而当桑亚为托杨的男性力量所震慑和折服的时候，为他在心理上最终被桑亚所接纳铺平道路。原始民族经常以某一动物来为自己命名，他们坚决地相信，他们和该动物之间已然存在着一种神秘且显著的关系。桑亚需要有一个父亲的形象存在于自己的生活中，这种要求需要以血缘关系所具有的称谓作为所指，在于建立一种精神上的联系，重要的是要在他的身上获得一种类似于先民在动物身上获得神秘力量来对抗世界所具有的种种危险和敌意。单独的个人无法产生出独自面对世界所需要的勇气，父亲的存在如同一种信仰。桑亚对于父亲的渴望正来自于这种内心深处的要求。

　　俄罗斯是西方文化中的异类，在她的心灵当中对于自身的身份有着痛苦的冲突，她和欧洲的文化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在所有重要的方面都打有自身独特的烙印。沙皇的漫长的专制统治所造成的歧路彷徨、积贫积弱和她皈依共产主义的选择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如同桑亚接纳托杨作为父亲一样有一个过程，关键性的因素是托杨的男性力量及其所允诺的安全感。共产主义并非什么“苏维埃加电气化”，而更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情”，这样的大事情包括五年计划、集体农庄、工业化，也包括对于成百万人的消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以暴力来推动的。是以对俄罗斯文化的荼毒和俄罗斯精神的戕害为代价的。这与其说是一种成就，毋宁说是一种失败。托杨的父亲形象是对斯大林的一个暗喻。

　　托杨一再使用各种花招摆脱警察。他胸口的刺青。他笔挺的军装功不可没。专制社会对于暴力的依赖使得军人这样的职业带有一种中世纪神职人员的味道，他们都是服务于某种信仰或者说是主义。这样的身份也就不可避免的具有特权。《古拉格群岛》中谈到，这些惯偷最喜欢在胸口刺上斯大林或者列宁的头像，这和他们佩带的十字架或者是圣母像一样虚伪。斯大林几个字具有魔咒一般的效力，仅仅是展示身上的领袖头像纹身就让一切的盘查成为多余。可见这个时代荒谬的个人崇拜之疯狂。托杨向桑亚诡秘的声称自己是斯大林的儿子，托杨要桑亚潜入民宅，而桑亚站在梯子上面畏缩不前，托杨马上搬出苏维埃和斯大林来吓唬桑亚，这种对于儿童的蒙蔽和利用，不正如俄罗斯人民之被蒙蔽和利用一样吗？斯大林在孩子心目中神圣的地位不也正如共产主义所描绘的乌托邦天堂一样具有欺骗性吗？托杨对于苏联的这一套政治话语使用起来得心应手，非常具有颠覆性，利用它所具有的官方的含义，和在社会生活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每一次他向各位房客大灌迷魂汤的时候都不免要在祝酒的最后加上为斯大林干杯，他的假惺惺和房客们的激动形成讽刺的对照。托杨这个流氓无赖身上也具有犬儒主义者一般的智慧，嘲弄这个社会所标榜的价值。

　　托杨桑亚最后杀死托杨是全片最具张力的情节，卡嘉的腹膜炎起因是流产，也就是说是因为托杨而死的，这就让托杨最后对他们母子的背叛变得更加不可饶恕，导演在往支持桑亚杀死托杨的道德天平上增加砝码，要让桑亚的最后一枪来得更有力量。卡嘉美丽善良，影片开头她在泥泞中分娩，挣扎着生下桑亚，这样的母亲形象多少让人觉得辛酸，她带着孩子在铁道线上的旅行给人漫无目的的印象，她怀着想要找到一份工作的希望奔波。生活对于卡嘉来说是充满艰辛的，她需要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坚实臂膀，她的彷徨无依使托扬趁虚而入。他霸占卡嘉的肉体，同时利用他们母子组成家庭的假象来为自己的骗局提供掩护，但是又不忘保护母子俩，多少也有一点温情在其中。卡嘉对于托杨可谓又爱又恨，无法下定决心离开他。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却是一个盗窃成性的惯偷。他不仅窃取财物，而且还窃取了卡嘉和桑亚母子的爱和信任。桑亚小心的收留着母亲留给自己的纪念物还有托杨的手枪，在一个孩子的心灵中，有什么比父母的关爱来得更重要呢？母亲的去世让桑亚觉得托杨就是自己在世界上最亲近的人，渴望被爱和关怀，是人的一种最强大的本能。托杨的背叛最后让桑亚深受伤害，6年多以来支撑他在世界上生活下来的希望原来根本就不存在。他继承了托杨刺在背上的豹头，但是没有继承他刺在胸口的斯大林头像。托杨不会想到自己留给桑亚的手枪以及教给桑亚的以牙还牙的暴力哲学会被桑亚反过来用来对付自己。桑亚以这致命的一枪宣告自己的成人。

　　这样的情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苏联的历史，联想到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的否定。桑亚射向托杨的这一枪很象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但是赫鲁晓夫所能够做的也很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苏联社会制度已经显现出来的种种弊端，无法根本改革苏联的官僚体制。这个历史性的转折关头，没有宣告一个新的开始，勃涅日涅夫的上台让赫鲁晓夫的改革努力半途而废，这个守成的政治家留给戈尔巴乔夫的已经是一个积重难返的烂摊子，等到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的时候，苏联的最后崩溃已经变得不可避免。

　　影片的结尾，桑亚的旁白：“就这样，我变成孤单一人…我非常漠然，只觉得他背叛了我们母子，我得杀了他…我再也不想像他一样…但日子仍不好过，所以我决定重新出发，不再想他…他不存在，他没有存在过，就连梦里也一样。什么都不存在，不存在……”杀死了托杨的桑亚并不轻松，过去的岁月如同梦魇，未来仍然是茫然的，没有把握的。小小年纪身心就已经倍受创伤，在这个无依无靠的世界上还要努力生活下去。这个孤独的孩子必须独自面对所有的困难，承受所有的伤害。这似乎是对于俄罗斯人民命运多舛的暗喻。托杨孔武有力的形象所带来的安全感很像共产党带给俄罗斯人民的自豪和光荣，但是表面的荣光背后隐藏的专制和暴政又让俄罗斯母亲蒙羞，就如同卡嘉最后的死亡一样，共产主义最终并没有带给俄罗斯人民想要的幸福生活，他对于俄罗斯母亲的摧残和蹂躏造成人民的痛苦，影片最后这一段的独白和俄罗斯现今的状况有着微妙的联系，似乎也是一般普通的俄罗斯人民对于未来的看法。

　　桑亚的成长经历和心灵的创痛，具有个人和历史的双重维度，成长的艰难与必然经受的磨难，因爱而生的希望和幻灭，都与俄罗斯的历史命运有着若即若离、若隐若现的关系。影片既直接反映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社会生活，又间接的具有政治的指涉。这一潜在的文本的存在构成影片的另一个隐匿的主角。这种具体而微中间又贯注着导演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注和对于普通人命运的悲悯。人物的表演准确生动，场景真实，画面散发着一种那个时代所具有的质感。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