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恨：费穆和梅兰芳一次默契合作

　　1948年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电影《生死恨》

　　电影笔记

　　电影并非新贵，京剧却已没落

　　最近看了青春偶像片《五月之恋》，很奇怪的是在这部充斥着偶像崇拜、网恋等流行元素的青春片里，不断地出现已被封闭的旧铁路、京剧片段等场景，犹如一缕沉重的孤魂吃力地飘浮在现代都市的飞速车流里，完全是导演对行将消失的传统文化一次煞费苦心却并不讨好的追认。传统正在变成少数人的一种情结，而京剧的辉煌，更像是弥漫着旧日嘈杂昏暗气息的戏园茶楼里，一声声轰然炸开的叫好，已然听不见落地开花般的清脆回响。

　　也许不是偶然，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和第一部彩色戏曲片《生死恨》，都是电影和京剧这两种艺术形式直接合二为一。仿佛是彼时初登艺术舞台的“电影”在寻找一个可靠的依托时，将目光坚定地落在历史远比它悠久、姿态更加沉着的“京剧”身上。从中国一开始有电影就紧密纠缠的京剧与电影，似乎注定了此消彼长的长期相互影响。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最初直接结合的方式不同的是，京剧逐渐成为一种文化背景和心理认同的符号，间接或曲折地投射在银幕之上。尤其是在不断引起热潮的功夫片领域，京剧更是和少林功夫成为功夫片发展的两大传统主干。

　　胡金铨在他的作品中就吸收了大量京剧的元素去编排人物的亮相、武打、眼神、音乐等，创造了一个充满艺术魅力和人文气质的武侠世界。其中较为明显的是对京剧人物脸谱的运用，比如《大醉侠》中的奸人角色被画上略显突兀的白脸。还有徐克1986年导演的作品《刀马旦》，更是一次电影戏剧艺术和京剧堪称绝妙的结合。京剧舞台成为一个一定程度上不得骚扰、具备内在规律的独特空间，八仙过海等京剧片段更是将京剧身段和武术动作糅合在了一起，甚至对于京剧传统中不准女性上台的陈腐规矩也做了善意的批评和抗争。在越来越有限的与京剧有关的电影作品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京剧对电影的影响过程，逐渐从最初的直白走向隐秘，尤其越到后来更是演变成京剧需要通过电影来传达它所具备的魅力，或许京剧日渐式微的必然性已能由此说明，因为与上世纪初电影需要京剧来传播影响力的局面相比，两者的位置已经不容置疑地发生了互换。

　　光阴荏苒，中国电影也历经了近百年的沉浮，面对传统京剧渐行渐远的背影，和不断涌现的全新艺术传播方式，中国电影仿佛也正站在一个不知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表江

　　费穆选择将一出京剧《生死恨》拍成彩色电影不是偶然，是对传统文化的恋栈于心，才会有《小城之春》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神来之笔。费穆欣赏梅兰芳也并非巧合，他们两人都是那个时代京剧和电影两个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精英阶层大胆探索的精神和孤标傲世的态度，自始至终地贯彻于费穆和梅兰芳的艺术生涯里。

　　■对话

　　1948年，由吴性栽投资的“华艺”公司斥巨资投拍了戏曲电影《生死恨》，这部影片作为我国彩色电影的试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暂且把目光转移到易被忽略的电影技术方面，电影局原总工程师邸世杰先生接受了本报采访，他最近在为将建成的中国电影博物馆进行电影技术方面的史料收集工作。

　　旧中国，胶片靠进口

　　新京报：上世纪中国电影走到40年代，当时在技术方面大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邸世杰：旧中国的电影制片、胶片以及摄录的设备全部是依靠进口的。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中国电影的艺术家以及技术专家还是在上世纪中叶通过对国外新工艺的摸索、仿制或自行研制国外新设备等方式，用不服输的精神为中国电影做出了很大贡献。

　　进步从“声音”开始

　　新京报：本报关注过有声片在中国电影的发展状况，这中间经历过怎样的尝试呢？

　　邸世杰：应该说在20年代末期，国外就有被称为“蜡盘发音”的有声电影诞生，当时在上海很有实力的“明星”公司以相同的工艺摄制完成了影片《歌女红牡丹》，并于1931年在上海公映，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到了30年代初，国外电影录音工艺已普遍使用光学录音后，我国的电影技术专家石世磐、竺清贤、顾鹤鸣都先后试制过命名为“爱斯通”、“清贤通”和“鹤鸣通”等光学录音机。

　　迷恋颜色的电影年代

　　新京报：当时上海的观众已能够看到好莱坞的彩色影片了，《生死恨》的尝试是因为观众对彩色国产片的需求吗？

　　邸世杰：当时的契机是吴性栽请费穆导演、请梅兰芳来主演这样一部戏曲影片，而华丽的戏服、演员的化装、五彩的配饰以及戏台上多变的灯光效果如果能拍摄成彩色的效果是最好的了。于是摄影师黄绍芬、李生伟使用美国的16毫米“安斯可”(ANSCO)彩色反转片拍摄了这部影片，同年的8月份送美国冲洗并扩印成35毫米的拷贝于次年的3月在上海皇后大戏院公映。当时的票房并不好，主要是以戏迷为主，因为放大后的胶片颜色偏蓝，效果并不是很好，但是中国电影人认真、执著、勇于尝试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声色幻影：注视电影技术的进步

　　■回眸

　　“电影之事真是兴味无穷”

　　费穆的影片，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秉有超越性的气质和精神性品格。每一个时期那些心底酝酿的影片在他掀动着心潮的时候逐渐成型，并且鼓舞着他不断踏上创造的旅程。正如费穆曾经感叹：“电影之事真是兴味无穷。”

　　对“人生”发出轻微的诅咒

　　1933年，费穆执导拍摄了他的第一部影片《城市之夜》，和大牌明星阮玲玉、金焰合作。虽然他是初出茅庐的青年导演，但是才华横溢、天赋超卓，艺术修养丰富加之埋头塌实地工作，不仅赢得了像阮玲玉这样的当红演员的理解，更得到公司老板的充分尊重和信赖。他从第一部影片开始就用不炫耀的做法，孤标傲世，极鲜明地扮演属于自己的角色。

　　费穆的第二部作品《人生》延续着他在《城市之夜》中对人生社会的质疑，而进一步的是从这部影片开始，他着力为人生画一个轮廓，从而成为他以电影讨论人生意义的一个重要开始。这部颇具超前性趋向的影片使得评论说道：“费穆是富有同情心的。他爱人类，怜悯人类……他对人生发出轻微的诅咒。”

　　冷月狼山，喋血尊严

　　1936年的中国，外寇入侵已是日益逼近眉睫的事实，刚刚拍完《天伦》的费穆想拍一部触及现实、贴近时代的影片。费穆选择拍一部和《天伦》、《人生》、《香雪海》完全不同的影片。当时检查非常厉害，于是就用“寓言”　的方式想出了一个关于打狼的故事。

　　提到“孤岛”时期费穆拍摄的几部影片，他自编自导的《孔夫子》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影片。正如费穆自己所说：“你不能期待现代的中国青年再用老学究的看法去看孔子。至少，我自己不是学究，因此根本不会用学究的头脑去制造一个‘智识的神秘偶像’！”

　　把中国旧剧电影化费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非常的着迷。他曾说过：对自身的人文电影创作来说，最直接的作用，是尽量吸收京戏的表现手法而加以巧妙地运用，使电影艺术有一些新格调。

　　早在1937年的时候，费穆就曾担任京剧艺术家周信芳主演的《斩经堂》一片的艺术指导，“孤岛”时期还拍摄过一部戏曲集锦片《古中国之歌》。1945年抗战胜利后，曾经“蓄须明志”的梅兰芳剃掉胡须，准备重返舞台。

　　费穆为祝贺梅氏复出，写了一篇抒情散文，他把京剧比喻为中国画，赞美这两门国之瑰宝有异曲同工之妙，文中写道：“梅先生息影八年，正如他画的梅花，铁骨冰心，表现了艺人的劲节。今日东山再起，实给人无限的喜悦。”梅兰芳画了一幅敷彩梅花图，此画与费穆的祝词叠印在节目说明书宣纸上，组成了一帧完整的书画作品，这一珠联璧合的图文组合恰好表达出费穆和梅兰芳两位艺术家发自内心的相互欣赏。

　　1947年夏，梅兰芳和费穆决定将《生死恨》一剧拍成彩色电影。又因梅兰芳已年逾五旬，拍摄此片应视为在抢救艺术遗产。经许姬传先生根据旧本重新整理、润色，即今之新本《生死恨》。该片源于舞台艺术，高于舞台艺术，对唱腔、表演以及场次、灯光、布景、化装、服装等作了一系列革新。费穆拍的戏曲片并非简单使电影京剧话，他与梅兰芳配合默契，着意追求文化意味与电影化效果，在写意与写实的结合上下功夫，也在艺术文化的整体创造与探索方面做不懈的努力。

　　而《生死恨》与费穆的巅峰之作《小城之春》同步进行，舞台上炫目的灯光同小城萧索破败的氛围在纠缠中并行。